考古学往往被看作是一门浪漫的具有神秘色彩的学科。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它就是寻宝和收藏，这毫无疑问是极端错误的。的确，考古工作常常伴随着令人激动的发现，由于这些发现的不可多得、奇缺紧俏和一些贪婪者的占有欲，使得它具有了无可比拟的经济价值，也使得人们对考古学和考古发现的理解产生了歧义和偏差。
考古学是研究古代人类及其社会发展演变的一门科学。它有绚丽多彩、璀璨夺目的一面，也有灰头土脸、稀松平常的一面。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被人们看好的后者。对于考古学家来说，他们的一生基本上是与破破烂烂的石头瓦块打交道。从中搜寻着古代人类发展、进步的足迹，发掘和整理出能够让公众理解和认识的知识，正是考古学家的职责和追求所在。就像科林· 伦福儒和保罗·巴恩所说的那样:“考古学既是野外的体力劳动，也是书斋的实验室里的智力锻炼。”任何伟大的发现都来自于他们的不懈努力和追求，有体力的，更有脑力的。
西侯度，这个位于山西省西南角--芮城县风陵渡镇以北约7公里，地处黄河左岸丘陵地带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是我国乃至东亚地区首次发现的早于100万年的人类文化遗存。西侯度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和1962年由著名考古学家王建先生率领的考古队先后进行了两个年度的发掘。1988年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8年西侯度遗址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侯度遗址的发现于令当时大多数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诧异和难以接受的属于早更新世初期的泥河湾期的地层中，其命运注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自发现以来，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同时由于遗址系河流相埋藏环境，石制品遭到了较为严重的磨蚀，学术界对此产生了一定的分歧和争议。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王益人研究员
为了解开这一困扰学术界几十年的谜团，2005年4月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王益人率领一支科研队伍，再次对这处我省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50余天的考古发掘，使得西侯度遗址的考古研究取得了很大的突破。根据发掘所获资料的综合分析表明，西侯度石制品虽然受到河流搬运埋藏的影响，但人类行为及其特征毋庸置疑。
人类最早的脚踏地
人类起源是一个既神秘又十分有趣的问题。100多年前，随着西方学术思潮在冲击，“女娲抟土造人”、“三皇五帝”等传统的中华始祖形象，为“由猿到人”的进化论所取代。1929年，裴文中教授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在震惊世界的同时，也使得中国人口口相授流传了几千年的“历史故事”变成了神话传说。考古学成了揭开人们心中“谜团”最直接地手段，博物馆成了大众学习和接受新鲜知识的最好去处。今天，“人之由来”早已成为我们中间每个人的基本常识，但是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却是十分的艰难曲折。
从19世纪中叶达尔文创立进化论以来，人类对其自身的起源和历史产生了十分浓厚的兴趣，激励着一代代科学家为之奋斗不息。20世纪20年代裴文中先生在北京周口店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震惊了世界。中国一下子成了人类起源的中心。从那时起，距今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人类最早的祖先。这对那个战乱不断和被西方人称之为“东亚病夫”的旧中国来说无疑是弥足珍贵的。因为在当时，世界上发现的人类化石只有尼安德特人和一个被荷兰军医杜布瓦锁在保险柜中不敢承认的“爪哇猿人”。随着“北京猿人”的发现，饱受争议的“爪哇猿人”也被世人所公认。
西侯度遗址是我国乃至东亚地区首次发现的属于早更新世初期的人类文化遗存。在西侯度遗址被发现之前，人们所熟知的人类最早祖先乃是距今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或称“中国猿人”。因此，在当时要想挑战这个“记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王建先生（左）与贾兰坡先生（右）
50年前，北京二道桥一个普通的四合院中--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在地，当时正在这里进修的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年轻的王建先生，仔细观察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现的石器和人类遗骨之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北京人不是最早的，在他之前一定有更加原始的人类存在，并且得到了贾兰坡先生的肯定。1957年，贾兰坡、王建在《泥河湾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以下简称为《脚踏地》)一文中提出“中国猿人不是最早的，在他之前的泥河湾期的地层中应有人类及其文化存在。”文章对中国猿人的用火遗迹、石器打制技术、猿人体质进化特征等几方面作了综合分析，认为:中国猿人已经能够控制、管理和使用火，能够用三种方法打制石片，打制的石器已有了相当的分化和分工。中国猿人的体质特征虽然尚保留有猿的性质，但已经进化成了能够直立并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的人。因此，在与中国猿人时代相接的泥河湾期的地层中还应有更为原始的人类及其文化存在。这篇文章一出立即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为了证明他们的理论推断，贾兰坡、王建等努力在泥河湾期的地层中寻找人类的遗骸和遗物。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山西省西南部，投向了孕育华夏文明的黄河中游地区，这里有着与泥河湾同属早更新世的“三门期”地层。
1957年，考古工作者在三门峡水库调查中，在山西省芮城县风陵渡镇西北约7 公里的匼河村一带发现了几处旧石器地点。1959和1960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又两次对这一地区进行调查和发掘，发现旧石器地点16处。在此期间，考古学家们来到东距匼河3.5公里的西侯度进行地质考察，在村后的“人疙瘩岭”下部地层中发现一件距今100多万年前的早更新世轴鹿角化石和三块具有人工破碎痕迹的石块，这一发现引起了考古学加的深切关注。因为，这不但证明了此前他们提出的泥河湾期的地层中有更早人类的理论，也使学术界必须直接面对周口店“北京猿人”是不是最早的人这一问题。
1959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中国的考古学家发现了西侯度遗址，完成了由理论到实践的双重突破。与此同时，在被达尔文认为最有可能是人类起源地的非洲，英国古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和玛丽·利基在东非的奥杜威峡谷发现了大批石器和一件早期人类的化石--东非人包氏种，这是他们在奥杜威峡谷寻找30年后得到的回报。然而当时信息很闭塞，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考古学家还各自进行着自己的发现和研究。也是在这一年，英国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Howell F. Clark在《Science》上发表了题为《The Villafranchian and Human Origins》(Howell F. Clark，1959)的文章，认为应当到“维拉方期”的地层中去寻找人类起源，但这一观点比贾兰坡、王建之观点晚了两年零9个月。
1959年12月20日，《文汇报》上的一篇《山西风陵渡一带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报道山西匼河发现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遗址。1961年1月10日《光明日报》的《芮城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再次报道了这一发现。1961年8月，贾兰坡、王择义、王建公布了他们的初步研究成果。在《山西芮城匼河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遗址》中，从地层、动物化石及石器等方面综合研究，认为匼河遗址的地质时代属于更新世中期最初阶段，即与周口店中国猿人化石产地下部堆积(约第10层以下)或周口店第13地点的时代相当。并认为当时的人使用的工具比中国猿人还要原始。并且提到了在西侯度的早更新世初期地层中发现了“几块极有可能是人工打击的石块”。这些发现对“北京猿人”的人类始祖地位提出来极大的挑战，在我国旧石器考古学界引起了一场长达一年多周口店的“中国猿人”是不是“最早人类”问题的大讨论。
在考古学上，发现才是硬道理。理论探索是一方面，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来才能算数。西侯度是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还要看他的发掘和研究。
鹿角出土情况
1961-1962年，西侯度遗址的发掘工作在此起彼伏的争论声中进行了两个年度的发掘。获得的文化遗物包括石制品、烧骨和带有切痕的鹿角。尽管发现的石制品上的人工痕迹由于河流搬运埋藏而变的不很清晰，烧骨和带有切割的鹿角也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它们发现的意义十分重大。首先，它是中国大地上的第一个被发现的属于早更新世初期的古文化遗址，将中国人类演化的历史提前了100多万年。其次，在考古学上，西侯度遗址的发现解除了长期以来“中国猿人是人类最早祖先”的陈旧观念。之后发现的元谋人、蓝田人以及泥河湾的东谷坨、小长梁等人类遗址或地点不断地充实着中国早期人类演化的足迹，使得西侯度不再孤单，并一次次地为《脚踏地》的理论做出注解。事实证明，西侯度遗址的发现不但证明了《泥河湾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中的理论推断，完成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双重突破，也使得中国古人类和旧石器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80万年的人类文化
西侯度遗址( 34°41′05″N，110°17'30"E)位于山西省芮城县风陵渡镇西侯度村。这里地处中条山西南端向黄河倾斜的丘陵地带，高出黄河河面约170余米。由于新构造运动的抬升和水土流失的共同作用，附近包括新第三纪和第四纪在内的厚度达140米的土状堆积被切割冲刷成数条东西向的涧沟和梁峁。因此这里的第四纪地层发育齐全，出露良好，是观察研究第四纪地质的理想地点。
在西侯度村后的土山“人疙瘩”北坡一个叫的“后山根”地方，出露有一套厚度约18米的早更新世砂砾层。1960年发现的三块具有破碎痕迹砾石就是在这里发现的，编号6053E地点。从村西的一条蜿蜒小路通往一个叫“后地口”的地方，编号6053W地点。1961和1962年由山西省博物馆的王建等人组成的发掘队在这里进行了两次发掘，以后山根为主，在后地口也作了试掘。这两个地方的哺乳动物化石和石器的性质是相同的，因此，通称为西侯度文化遗址。
“人疙瘩”海拔约563米，其顶部为一套7～10米厚的晚更新世灰黄色粉砂土(即马兰黄土);之下为厚约50米的含有13条古土壤层的中更新世“红色土”；再下为厚度约18米的早更新世砂砾层。西侯度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和动物化石集中分布在其中下部平均1米厚的灰白色、锈黄色交错砂层中。根据古地磁测定为距今180万年；下伏的60 余米的上新世夹有砾岩和砂砾石层棕红色钙砂质粘土。
西侯度遗址出土的三棱大尖状器
西侯度遗址中发现的文化遗存有石制品、烧骨和带有切痕的鹿角等。石制品类型有石核、石片、砍斫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等。石核可分为巨型石核、漏斗状石核、两极石核等。其中最大的一件石片石核重8.3公斤，最小的一件漏斗状石核仅33克。石片分为锤击石片、碰砧石片和砸击石片三类。由这些石核和石片分析，当时的人类已经掌握了用锤击法、碰砧法和砸击法生产石片。砍斫器可分为单面砍斫器、双面砍斫器和有使用痕迹的砍斫器;也可按单边和多边来分，其中一件多边砍斫器用大石片制成，周边4个刃口正反两个方向交替打制。刮削器可分为直刃、圆刃和凹刃三类。其中一件用紫色石英岩石片修制的边刃刮削器十分典型。三棱大尖状器只有一件，器尖对称，呈三棱状，它是以一块三棱状砾石经过简单打制加工而成的。这件标本虽系脱层采集品，但是由于附近未发现其他文化层，所以可断定它与发掘所得的石制品同出于一层。三棱大尖状器是我国旧石器时代的一种传统性的工具，在黄河中下游晋、陕、豫三省交接的三角地带的匼河、蓝田公王岭和三门峡以及汾河流域、丁村等遗址中都有发现。西侯度遗址三棱大尖状器的发现，可以将这一传统上溯到100多万年前。
西侯度遗址中与打制石器同层出土的动物化石除鲤、鳖和驼鸟外，还有22种哺乳动物。包括刺猬、巨河狸、兔、鬣狗、剑齿象、平额象、纳玛象、李氏野猪、鹿、布氏真梳鹿、粗面轴鹿、山西轴鹿、晋南麋鹿、双叉麋鹿、步氏羚羊、古中国野牛、粗壮丽牛、山西披毛犀、古板齿犀、中华长鼻三趾马、三门马等。其中绝灭属占47%，绝灭种100%。被称之为西侯度动物群，是华北地区最早的早更新世动物群之一。这一动物群的成员绝大部分属于草原动物，如驼鸟、鬣狗、长鼻三趾马、三门马、披毛犀、板齿犀、布氏真梳鹿、轴鹿、麋鹿、步氏羚羊等都是适于草原生活的。也有适于丛林和森林生活的动物，如李氏野猪、古中国野牛、粗壮丽牛、剑齿象、平额象等象类。从这些动物的特征和生活习性来看，当时西侯度附近应为疏林草原环境。反映出这里的气候比现在还要干燥凉爽一些。
西侯度遗址文化层中还发现了一些颜色呈黑、灰、灰绿色的化石标本。他们大部分为哺乳动物的肋骨、鹿角和马牙。经研究者观察和化验确认这些不同颜色的骨角牙为烧骨。这些烧骨有可能是人类用火的证据，但也不能排除是森林野火烧死的动物遗骸的可能。另外，还发现了带有人工切痕的鹿角。
质疑与讨论
西侯度遗址的发现，不但将人类的在华北的历史上溯到180万年前的早更新世初期，同时也证明了《泥河湾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中的理论推断是正确的。1978年由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王建合著的《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对西侯度遗址发现的石器、动物化石和烧骨等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确立了西侯度文化。西侯度遗址是目前中国境内已知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之一，也是亚洲第一次发现属于早更新世初期的人类文化遗址。1988年，西侯度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然而，西侯度文化的时代毕竟距离我们太遥远了，而且由于发掘所获材料的数量有限，加之石制品上的打击痕迹也因水流搬运埋藏而变得不太清楚。因此，西侯度发现以后，学术界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和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是石制品的人工性质和以“烧骨”为中心的用火遗存的讨论。
石器之谜
由于西侯度遗址发现的时代背景和突出意义，它的发掘和研究注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100多万年到底有没有人类存在，他们打制的石器到底是什么样子?在当时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西侯度遗址发现以后，我国学术界内部进行了十分激烈的争论。以贾兰坡为代表的研究者认为，西侯度遗址发现的石器，无法用自然动力造成来解释，其人工性质可以肯定;但另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由于西侯度地点出土的、被辨方鉴定为石器的标本上有严重的水流冲磨和碰撞的痕迹，颇似欧洲的‘曙石器’，难以排除是由河流碰撞造成的可能性，应进一步做工作，不宜断然肯定。”
西侯度遗址出土石制品
即便是4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有学者认为:“西侯度的石制品有明显的水流碰撞和磨蚀痕迹……西侯度出土‘石制品’的人工性质存疑……有必要对它们进行重新的评估”。也有学者认为:“西侯度遗址的发现意义重大，西侯度石制品磨蚀严重，有一部分仍然可能受到怀疑。石制品遭受水流的碰撞和磨蚀，只要还显示人工痕迹，石制品的性质就没有改变。”
西侯度遗址的石制品虽然出现在180万年前的更新世早期，其打制技术比较原始古拙，但从石器生产的全过程来看仍有其进步的一面。1982年贾兰坡与王建再度合作，他们根据西侯度遗址出土的石制品的性质、特点进一步提出《上新世地层中应有最早的人类遗骸及文化遗存》。文中指出，西侯度遗址的石制品虽然出现在180万年前的更新世早期，其打制技术比较原始古拙，但从石器生产的全过程来看仍有其进步的一面，石器的主人能选择具有一定硬度和韧性的石英岩、脉石英和基性喷发岩作为原料。并用多种打击方法打制石片、修理石器。石器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已有了一定的类型和功能区分。说明这些石制品是经历了漫长历史洗礼的产物，预示着中国土地上最早的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物还应当到比它更早的上新世地层中去寻找。
2. 用火之谜
西侯度遗址文化层中虽然发现了一些颜色呈黑、灰、灰绿色的化石标本。它们大部分为哺乳动物的肋骨、鹿角和马牙。经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化验确认这些不同颜色的骨、角、牙为烧骨。研究者认为这些烧骨有可能是人类用火的直据，也不能排除是森林野火烧死的动物遗骸的可能。贾兰坡院士曾经这样描述:“这种不同颜色的骨并非矿物所染，因为从新的破碴来看，色调一直达到骨的内部。我们在北京人遗址里看到过成千上万块烧骨，颜色也是各式各样的，有的把骨头都烧裂了;在西侯度遗址中发现的马牙有的也裂开了碎纹。一句话，把西侯度的烧骨放在北京人的烧骨中，恐怕谁也看不出它们之间的区别。”
石制品和火烧过的马牙化石出土情况
火是人类从自然环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个动力，它使的人类有了一定的支配自然的能力，给人类带来了光明，亦可驱赶毒蛇猛兽，并且对早期人类体质的进化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总之，火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明创造。它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已经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熟知。眼下我们讨论的重点如何认定早期人类用火的问题，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世界上更新世早期人类用火的考古材料也有不少，但可靠的、能够站的住脚的并不多。肯尼亚特卡那湖(Lake Turkana)东岸的Okote Tuff 地点发现的怀疑是“能人(Homo ergaster)”使用的火塘遗迹(160万年)和 Chesowanja 等地发现的红烧土遗迹。但它们都被怀疑可能是自然草原森林大火造成的。在我国，早更新世的用火遗存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包括西侯度遗址的烧骨(180万年)和元谋人遗址含碳层(170万年)，它们都因露天遗址难以排除有关的遗迹或者遗物与人类用火的必然性而遭到质疑。目前，人类能够管理和控制性地用火的证据大都来自中更新世以来的遗，如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金牛山人遗址、陕西洛南花石浪龙牙洞遗址等，这些都属于洞穴埋藏环境。除此而外，蓝田、匼河遗址、周口店第15地点、本溪庙后山，盘县大洞等许多遗址中都有用火遗迹的报道，但几乎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疑问。有学者认为用火遗迹都发现在由人类活动的地层中，而且自然野火也不会很容易就在任何由人类活动的地点发生。
由于西侯度遗址文化层属于河流相埋藏环境，因此烧骨的认定十分困难。困难之处不在于能不能肯定其烧骨的性质，而是这些烧骨的来源和埋藏之前有没有人类的作用。所以，我们认为西侯度遗址中烧骨存在质疑是很正常的。即便本次抢救性发掘中再次发现了烧骨，也不能肯定它就一定与人类的活动有关。不过，西侯度遗址前后相隔40多年的发掘均发现烧骨，并且与石制品同出在一个文化层中，不得不使我们感觉到蹊跷。接下来需要我们证明的就是这些烧骨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尽管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课题。
从1957年《脚踏地》的发表到现在，已经将近60年了。在考古学上，西侯度遗址的发现解除了长期以来“中国猿人是人类最早祖先”的陈旧观念。之后发现的元谋人、蓝田人以及泥河湾的东谷坨、小长梁等人类遗址或地点不断地充实着中国早期人类演化的足迹，使得西侯度不再孤单，并一次次地为《脚踏地》的理论做出注解。科学发现总是在前人的发现的基础上不断进步的，中外考古学界对人类历史的认识观也随着新的考古发现不断地更新着。西侯度遗址这个东亚地区最早发现的早期人类的脚踏地，也被许多新的考古发现所超越。如今在非洲已经发现300万年前的原始人类遗存，在我国除西侯度以外，发现了多处与之时代相当早更新世初期的旧石器文化遗存。而泥河湾盆地的旧石器考古发现从早更新世初期到一万年前的晚更新世结束，有数十处之多。泥河湾已经从当初的猜想变成了中国北方地区第四纪地质和旧石器考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我们相信在中国一定有比180万年更早的人类遗迹存在，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在比泥河湾期更早的地层中会有所发现。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古人类的最早脚踏地仍然没有突破50年前贾兰坡王建提出的泥河湾期地层的界限。
最新发现与研究
面对西侯度遗址存在分歧和争议。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认为解决这些争论和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进一步的发掘获得新的资料。2005年初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王益人率队再次走近西侯度，进行了50余天的发掘，获得石制品和动物化石标本1500余件。本次发掘从发掘方法到石制品打击痕迹与自然碰撞的对比，以及原料环境、埋藏环境、河流流向、砾石层的来源和走向等许多考古学相关性信息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突破。揭开了西侯度遗址这个存在了将近半个世纪谜底。
西侯度遗址发掘现场
这次发掘的位置位于上世纪60年代发掘的后地口(即6053W)北侧的一个高岗上(图一)，其上部覆盖有1米多厚的晚更新世粉沙质粘土，下伏数米厚的细砂(未见底)，砾石层位于细砂层中上部。其地层堆积与《西侯度》一书中描述基本一致。
1、 用科学的方法获取更丰富的原始信息
田野发掘资料的准确性和详细程度直接影响着结果和结论的客观和公正。众所周知，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对于河流相埋藏环境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田野方法，一般都是按河流阶地确定地质时代，靠剖面、靠自然层发掘。西侯度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恰逢这一时期，田野方法不可避免的打上了时代的烙印。40多年过去了，面对同样棘手的问题和来自方方面面的争议和压力，首要的问题是确定一个科学的发掘方法和明确的野外工作思路，而发掘方法的科学性，最重要的是针对遗址的具体情况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设计出符合本遗址特点的发掘方案。
西侯度不同于其它遗址，它属于河流搬运埋藏环境河流相堆积，石制品遭到了比较严重冲磨。针对这一特点和引来的种种争议，我们采用了近年来旧石器考古发掘中通行的水平层发掘，以1平方米为一个发掘单位(探方)，5厘米或10厘米为一个水平层，并用水平仪和罗盘记录每一件标本的出土的三维坐标和倾向倾角。为了进一步研究石制品和动物化石骨片的出土状态，我们将每一件标本出土时的最高点(标本的最早出露点)和指北方向，用红点和黑箭头进行标记(图片X)。然而，仅仅纪录石制品的出土方位和状态等还是远远不够的，还不足以为我们判断和了解石制品的人工特征、区别自然碰撞痕迹提供足够的信息。因此我们在发掘之初就确定了观察西侯度遗址石制品原料和埋藏环境的野外工作思路，对地层中与石制品同出的砾石的岩性、比例、产状、磨蚀、破损程度等采取更为仔细和全面的记录，并与出土的石制品在岩性等方面进行全面对比。
针对过去对西侯度遗址石制品人工性值得怀疑，我们认为判定是不是人工制品，不能仅仅看某一件或某几件标本，而应当从所有出土石制品的组合以及相关信息来看。从多个角度多个方面去考量整个遗址发掘资料的综合信息。更重要的是在发掘之初就注意遗址中除石制品以外其它考古学相关信息的获取。在本次发掘中，除了前面提到的对西侯度遗址的原料环境和水流分析外，还得到了大量石制品，其中有磨蚀较为严重的，也有打片和修理的痕迹清楚者。此外，我们对探方中的所有沙土都进行了筛选，获得了大量可能是人工打制的碎屑(图片X)。这些碎屑大部分两面或四面均为“破裂面”或“石片疤面”，它们虽然也受到过水流的冲磨，但破裂特征清楚。在自然状态下砾石的碰撞，打下的“石片”应当是以带有石皮的为多，但多个面上具有破裂特征真的不好用自然碰撞来解释。
2、 揭示百万年前人类的生存环境
西侯度遗址属于河流相堆积，那还有什么埋藏环境可讨论的?
遗物分布较为密集的局部
的确，包括本次发掘在内石制品出自黄河高阶地的砂砾石层中。但我们希望通过发掘，观察研究这套河流相堆积的流向和成因，了解石制品的来源和埋藏过程。我们先来看看西侯度遗址的地貌和地层。西侯度遗址位于山西省西南角的风陵渡附近，黄河在这里转了一个很急的弯--由北向南转而向东，西侯度村背靠中条山，西南两面面向黄河。村后的人疙瘩与周围被一道道沟谷切割出一个个馒头状的丘陵实际上就是原来的黄土塬或高阶地。人疙瘩顶部是从L1至L13厚度达56米的黄土堆积，下部是一套18.1米厚的河流相堆积，以中细交错砂层为主，因其色泽和成分的不同分为8个小的地层单元。从整套砂层的厚度和颗粒来看，这里水流比较稳定也不太急，其水动力环境应当是滨河相的。石制品出自距黄土堆积5米左右的砂砾层中。我们对该层(文化层)中的500余件砾石进行了随机测量，其倾向基本上为130°左右。这与现今的黄河流向基本相当，这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这套河流相堆积得主体很可能就是古三门湖或黄河故道形成的砂层。然而，文化层的流向虽然与大河方向相同，但砾石层的主体是磨圆度很差的片麻岩或粗砂岩，它们在岩性、磨圆程度及水动力环境上与砂层有很大的矛盾。显然这套砾石层及其文化遗物是主河道以外的支流注入形成的。
在发掘中，我们选取N99 E101方为研究对象，对该探方出土沙土全部过筛，并将所有砾石全部取出进行岩性、大小、磨圆程度等方面的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令人深思。
我们分砂层和砾石层两部分讨论。砂层中筛出的砾石直径均小于2cm，约数万件(所占体积很小不到半立方，数量也仅仅是根据其大小比例估计而来)。它们大部分石磨圆很好，岩性有各色石英岩、砂岩、石灰岩等。砾石层(即文化层)中2cm以上的砾石虽然只有944件，但在从体积上占有绝对优势。这些砾石岩性较为单纯直径一般在2-18cm之间，大于10cm的仅占很小的比例。另一部分是2cm以下磨圆度较好的砾石，从岩性和磨圆度两方面判断，它们与砾石层中直径大于2cm的砾石有很大不同，而与上下沙层中的小砾石比较接近。显然二者的来源不同。N99 E101探方文化层中直径大于2cm的砾石。它们中约有10%左右的为质地较好的石英和石英岩。在磨圆度上，以次棱角和次磨圆为主。有接近90%的为质地松散的花岗片麻岩和砂岩，这两类砾石的颗粒特别粗、结构松散，磨圆度很差，多半为棱角状或次棱角状。从这两方面看，这些砾石的的来源不会很远。根据地质资料来看，西侯度之北2公里就有前震旦纪片麻岩系地层出露，它们均有可能来自附近由中条山倾泻而下的冲沟中。也就是说，西侯度文化层中的砂和砾石有两个源头，砂和小砾石来自主河道，而直径2cm以上砾石大部分来自附近的高地或与主河道垂直方向的支流沟谷。
3、 制造生产工具的原料从何而来
仅仅对遗址中出现的石料的种类及其比例进行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注意到遗址周围原料的“背景参数”的研究。原料的特点包括硬度、均匀性、色泽、产地、可获得程度等。这些都是影响原始人打制石器的因素之一。西侯度遗址的发掘应用这一思路进行了探索和创新。
遗物分布情况
在西侯度遗址中，不论是40多年前发掘的石制品，还是本次发掘，石制品中90% 多是以各色石英岩和纯度较好的石英为原料。石英岩石质地均匀，硬度、韧性具佳，是打制石器的理想原料之一;石英虽然系矿脉构造节理比较发达，但由于其硬度高在原料较为匮乏的地区，还是原始人不错的选择。发掘过程中考古队曾试图寻找它们的来源，由于系抢救性发掘，时间、经费和人力等各方面的制约无法完成。不过根据文化层中一些粉红色砂岩、片麻岩砾石上夹杂和粘结石英或石英岩成分判断，这些石英岩和石英与片麻岩一样也来自附近的中条山。
原料环境和背景的分析，并不仅仅是要了解西侯度周围有哪些石料，更重要的是要看西侯度的远古居民有什么样的选择，此外还可以对西侯度遗址石制品的人工性质的分析有很大的帮助。
从本次发掘来看，有人工痕迹的石制品几乎全部为石英和石英岩石料，而独不见片麻岩和粗砂岩。如果说西侯度遗址的石制品是河流撞击形成的，那么机会应当是均等的，为什么会单单撞击石英和石英岩而不撞击其它岩性的砾石呢?这充分说明，西侯度遗址中的石制品是人类刻意打制的。我们根据N99E101探方中直径大于2cm砾石的统计，远古人类所选择的用于打制石器的石英和石英岩占全部砾石岩性的10.27%，而该探方小出土石制品又占这两类砾石的16.8%。这说明西侯度的远古先民对当地的石料有着十分清楚的认识，他们基本上只选择硬度、质地好的石英和石英岩来打制石器。尽管质地疏松的片麻岩和粗砂岩虽然随手可得，但不是他们选择的对象。
4、 石制品组合及其打制方法的分析
根据发掘所获资料的综合分析表明，西侯度石制品虽然受到河流搬运埋藏的影响，但人类行为及其特征毋庸置疑。西侯度的石器工业采用锤击和砸击法，其中砸击石核和砸击石片很典型。石制品中，石核、石片、断块、碎屑占有很大比例。有一定的二次加工的精品和规范制品，它们虽然有了一定的形制模式，然而比例很低。从石制品及其原料环境的对比，可以用来加工石器的石英和石英岩原料只占全部砾石岩性的不足10%，而由人工打制特征的石制品又占这两类砾石的16.8%。充分说明西侯度遗址的石制品系人类选择特定的原料进行打击的结果。
从初步观察的结果来看，其石制品组合与40多年前的第一次发掘既有相近之处，也有一定的区别。
首先，石制品的原料与磨蚀程度基本相当，表明他们的来源和埋藏环境的一致性。
其次，石制品的大小和数量存在明显差别。可能与发掘地点和方法有一定的关系。早年发掘以后山根的6053E地点为主，所获的石制品虽然以中小型占多数，毕竟有多件标本超过了10厘米。2005年的抢救性发掘所获标本，在大小和数量上大大超过了以前所认知的西侯度遗址的一般概念。
石核
石片
再次，从石核和石片的类型看，西侯度遗址采用了锤击法和砸击法两种进行打片，其中砸击法还是一种比较主要的打片技术。特别是本次展览的石核和石片中清楚地显示了这种技术的特征和特点。
最后，从石器的组合来看，《西侯度》一书中研究的32件标本中，石器所占的比例相当高。但本次发掘所获标本主要以石片和碎片为主，具有第二步加工的石器的比例很小很小。而对于所有旧石器遗址中的石制品组合而言，石核、石片等初级产品占多数，精制加工的石器较少是正常现象，反之则不太合乎常理。
我们从以上几点分析认为:上世纪60年代发掘无论从发掘的方法、理念和细致程度都与今天有着较大的差别。导致前后两次发掘的标本有着明显的差距。我们相信随着对这批新材料的深入研究，还会发现更多的问题和差距。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西侯度遗址及其石器工业的认识和理解。40多年前的发掘第一次在中国大陆上发现了早更新世初期的石器文化，这次抢救性发掘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解决了我国旧石器考古学界长期以来对西侯度遗址石制品人工性质的认定问题。
文：《发现山西——考古人手记》
标签： 考古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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