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伊始，前所未有的建设热潮汹涌而起，而基础建设的兴建从另一方面促进了当时考古工作的进行。诸如庙底沟、泉护村、王湾等一些遗址都是借此发现并发掘的。在此期间，最具影响力的当数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
考古学在中国半个世纪的发展，是新中国考古工作得以开展的基础，从最初联合国外考古学家的调查，到西阴村中国考古学者主持的首次发掘，殷墟1928—1937年的十年发掘工作等等都为中国考古学的继续发展积累了经验。再加之，30年代就在苏联和欧美兴起的聚落考古学，立足在更深入的探求社会关系的层面，也为中国学者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半坡遗址的发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的。1954—1957年所进行的五次发掘是建国后考古学在自己的领域上的探索，可以说是承继先前成果而又开启一个新的时代的考古发掘。我们将从发掘和整理两方面入手对报告进行分析，以期了解当时工作中的特点，从而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本文所依据的《西安半坡》报告，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西安半坡博物馆联合编写，并于1963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一、发掘情况
1951年开始中国科学院“陕西省考古调查发掘团”对丰镐一带的沣河流域进行调查。1953年又对沣河周秦汉唐史迹的复查、对史前遗址的调查以及同年“西北地区文物清理队”在半坡、孝子岭一带的调查等等，这些工作都使得我们对西安近郊的文物分布和分类情况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1954年，借第三届考古人员训练班的实习，半坡遗址开始发掘。
发掘工作首先是从遗址的西部开始的。在发掘之前，石兴邦先生就总结了欧美和苏联在遗址发掘中的一些方法，制订出一整套的方案，比如像以探方为单位按层次发掘、所有迹象显现出来后均保留其原样等等。五次发掘中主要的工作都是在前三次进行的，后两次多为配合博物馆的修建和考古人员的培训而进行的钻探和试掘工作。
发掘有以下的特点：
1、汲取了中国田野考古近三十年的成果，尤其是殷墟十年发掘所积累的经验。
最先在工作中惯用的是探沟发掘，梁思永先生在殷墟第十三至十五次发掘中曾尝试使用探方法，但尺寸比较小。半坡为了工作的方便一般用5×5米探方，去过隔梁后为4×4米见方的空间，既可以很好的掌握探方内的地层堆积和遗迹现象，而且也便于发掘工作的进行。这种探访规格在之后的发掘中被普遍使用。探方在发掘到一定的程度随迹象的情况就可以打掉隔梁，对遗迹现象的分析就会更为容易些。
其次用汉语的第一个字拼音大写来表示遗迹、对遗迹进行统一编号等亦源于殷墟。虽然在发掘的过程中编号不是很统一，如房屋的编号就是按照形状分别进行的，但是在最后报告的时候还是予以统一。再有重视遗迹现象的分析。这一点是中国考古学由重视地层到重视遗迹现象的转变的继续，半坡制订的计划中就强调在发掘中要观察分析遗迹相互之间的关系再进行进一步的发掘。
2、学习苏联遗址发掘的经验。
苏联考古学家1934年在乌克兰特黎波里遗址的发掘中首次采用了大面积揭露、原样保留的发掘方法【1】。半坡遗址在发掘时参考了此种方法【2】，在揭去耕土层后，按层次下掘，所有迹象显现出来后，均保留其原样，进行分析。之前较多使用的探沟法，容易将遗迹现象分割，不能探视遗迹的全面，而且对于各现象之间关系的判断上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梁思永先生之后提出并使用的探方法，在遗迹现象的处理上是较探沟法有很多便利之处的。但是除非一次开很多的探方，不然按照一般要发掘至生土的惯例，在一个层面上的主要遗迹现象就不好关联。半坡所采用的全面揭露、原样保留的方法不仅可以分析各个遗迹现象之间的关系，而且对于遗址已发掘部分的情况都能有整体的把握，而且对遗址能有比较形象、直观的观察。正是由于采用了这样的一种发掘方法，半坡才得以后来建设了遗址博物馆。这种全面揭露、保持同层进度的理念在遗址、尤其是居址的发掘中极具科学性。
半坡遗址发掘工作情况【3】
其次，他们也在一些细节上也多参考特黎波里遗址的方法，在清理过程中注意与遗址相关的细部迹象，如房屋墙壁中的包含物、隔墙中有无木柱、房屋顶部的倒塌情况、房屋的结构、内部各构件的形状大小等等。这些细节性的观察都为半坡报告的编写、遗址的复原提供了重要信息。
在记录方面也参考了特黎波里遗址为方便准确定位而使用的1×1米网格，可以在1平方米的范围内对遗迹、遗物进行精确的记录。
3、在发掘当中也有自己的一些摸索。
如在探方的规格上，还有在拍照时使用比例尺或者相对比例尺等。值得一提的是半坡在发掘之前进行的几次调查，较之前的一些遗址发掘多了些主动性。尤其是在遗址发掘的后期，在浐河及灞河流域的调查，为以后的工作提供了便利，而且更有利于了解半坡遗址与所在地区其它遗址的关系等等。但遗憾的是，调查中断，只对遗址的分布有初步了解，未能有深入的分析。
此次发掘在方法上多为探索，因此也会存在一些疏漏：
第一、没有很系统的区域调查，尤其是遗址勘察。发掘之前西安地区进行过调查，但是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搞清楚文物史迹的基本情况。半坡遗址的发掘是比较偶然的选择，而非系统调查后有目的性的选点。遗址在发掘之前没有进行调查，对遗址的范围、遗址布局、文化堆积的厚度、层次等基本问题都不甚清楚。因此在进行完第一次发掘之后，工作就停止了，进而发生遗址北部的居住区和墓葬区由于取土遭到严重破坏的事件。如果对遗址的范围和宏观布局、文化堆积情况有了解的话，或许就能避免发生这种情况。
第二、全面揭露的方法在发掘中有很突出的优点，但是在发掘进度的把握上要求比较高，如何将每个探方的工作控制在大致的一个层面上（这里的层面指的是文化层而非水平层）尤为关键。虽然将遗迹现象全面保留，但是在保留的内容上还应有一定的取舍的，如虽保留尽量完整的遗迹现象，但很难保证所保留的现象都是同一时期，或者同一层位上的。如果把握不好，就容易造成一些混乱。半坡在发掘中就比较重视遗迹现象，重视个体的发掘、分析，对个体房屋的分析观察细致入微。但是对于遗迹之间，各部分、各区域遗迹现象的关系有些忽视。例如对各所房屋的关系是否具有共时性、各房屋或者居址整体的活动面都不甚重视。返也为之后的资料整理、分期造成一些困难。
发掘中对保留比较完好的遗迹现象比较重视，而对一些细微的现象不予解释。如在报告的地层图中就有未编过号的居住面的存在，也未对其予以解释，若不是印刷问题，那就等于是忽略了发掘中的一部分遗迹。
遗址局部剖面图【4】
第三、在记录上面，首先遗迹图的绘制上就没有很好的区分出打破和被打破关系。打破和被打破都用虚线表示，就将遗迹关系弄混了，也为以后的再次研究损失一条线索。如F37、F36、F35三座房子叠压，但是从平面图上，我们并不能做出这样的判断。绘图只能表现出一些遗迹的保留情况，对于打破现象并没有给出表示。
F35、F36、F37叠压打破关系【5】
二、资料整理
资料整理与田野工作息息相关，如果说田野工作是零散的想法，那么资料的整理就是系统的梳理，是田野工作的延续。半坡在1957年发掘结束到1963年报告发表，历时5年的资料整理阶段。报告对资料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研究，有着明显的特点。
1、全面分析，综合研究
报告主要分聚落、器物、制造技术、精神文化面貌、结论五部分来介绍资料和进行基础研究。除了基础资料的发表外，报告的重点在于分析和复原。其中结合实验和民族学材料，对房屋及各类器物的制作、复原研究，针对器物的纹饰、刻符的研究，墓葬的葬式、器物组合的研究，人骨的分析，动物骨骼的分析，孢粉分析、环境的复原都是报告的重头。全面而又详尽的分析，尤其是对复原的重视，都视为了解当时人们生活和社会发展状况的主要途径。
2、对社会层面和意识形态的探索
在整理研究资料之后，去分析这些遗迹、遗物背后所反映的社会和人们的意识内容及整个社会风貌。报告通过对动植物遗存复原当时生存地理环境；从遗物功能入手复原生产生活状况；从出土的粟粒和菜籽推测当时的食物种类；从动物骨骼分析和工具入手可以分析当时人们对动物的猎取，了解当时社会的经济结构。对房屋分布、遗址分布等进行分析，了解聚落结构；通过经济形态（农业与采集）、制陶发达、墓葬的葬俗、图腾崇拜、文化的交流（蛇纹石坠饰）等的研究进而推测氏族结构。而在意识形态方面，就对彩陶纹饰、雕塑形象、饰品进行分析推断当时人们的审美、图腾；从陶器刻符推测当时的记录或者文字系统；埋葬习俗反映了对死亡的看法，对不同死亡方式的处理、对不同死者的墓葬方式都是当时人们意识或者传统的体现；从彩绘纹饰和特殊遗物（盛粟的陶罐），推测祭祀活动存在的可能性。
3、基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的研究
我们在之前也曾提到过，半坡遗址的发掘是在受苏联的深刻影响、对史前社会了解的渴求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对原始社会的认识就是原始社会分为两个阶段：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因此在它发掘后，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就是――它是原始社会哪个阶段？而根据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研究，尤其是建国后对处于相对较为落后的少数民族的研究，对母系氏族公社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在发现大房子时就有氏族公社成员的公共住宅的推测【6】，之后同性合葬墓的发现更为这样的推测提供了依据。还有精美陶器的大量发现，而根据民族学者的研究，陶器的制作一般是由女性负责的。而且半坡的聚落结构，中心的大房子，周围几组小房子环绕，且皆朝向中心房屋，这些特征都与已发现的其它民族，如摩尔根所提到的易洛魁族的部落结构大同小异，都为氏族公社社会结构的推测提供了认识。
4、对新的发掘情况和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关注
半坡遗址在发掘之后，北首岭、泉护、横阵、等遗址相继发掘，所以在报告编写的时候也参考这些遗址的资料，以补充半坡遗址在墓葬、聚落资料中的不足，也在相关或相同特点上做比较，更具说服力。在聚落的研究中多参考苏联在这一领域所做的工作，及对摩尔根《古代社会》的认识，足以显示半坡报告的研究成果是当时世界考古领域内理论和实例充分结合的典型。
5、在资料整理当中对地层和类型学的运用
报告中对陶器的整理是地层和类型学的结合运用。先根据地层关系选择“典型单位”，再根据典型单位总结分析各段时期器物的演化。经过宝鸡沟东区瓦鬲的研究以及对洛阳烧沟汉墓的器物研究，类型学在中国的运用基本成熟。半坡中“典型单位”概念的提出，丰富了类型学的研究，在器物出土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单纯的依靠器物的分类来进行分期较繁琐，且不易掌握，但是如果选择典型单位就能使方法在运用中更有效。
而资料整理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和田野工作有关。半坡遗址在发掘中由于缺乏对整体和“面”的重视，因此报告中就会产生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还有对材料的处理和研究方面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就是分期问题。由于大面积揭露中没有掌握好面的控制，因而资料整理中以文化堆积（地层）分析而得出的分期结果有些勉强。在地层的早晚两期的划分上没有统一的标准，建立在黑褐土之上的遗存被定为早期的遗存，与之有打破或叠压关系的遗迹单位多归为晚期，多层次的地层堆积，按照这样的标准并不能较准确的分界早晚两期。而且对于各遗迹不作为单独的地层单位去理解，而是归入地层，这样就增加了分期的难度，让分期更不清晰。从报告中所发表的地层图中也可以反映出，如图二（报告中的图五O，遗址中南部南边北剖面图）中F4就标识为F3，发表的每张地层图中都有类似问题的存在，这是发掘中没有统一编号问题的遗留，都从侧面反映出发掘中的不足。报告的分期基本都是以地层堆积分期为基准的，这些都加大了分期的不确定性。之后严文明先生专门对半坡遗存进行了重新的分期【7】，被广泛认同。在房屋和灰坑、陶器等的分期上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如，半坡报告中将发现的46座房屋划为早晚两期，分期的依据是地层和打破关系，但是半坡的地层是将遗迹统归地层的，这样地层的范围就很宽泛，不能精确的成为相对年代的标准。如判断不同时期的房屋的一条标准是同一位置的相继堆积，但是同一位置的房屋叠压也不能排除同时期修整和重建房屋的可能，若按照叠压关系直接成为划分遗迹早晚的标准，尚存不确定因素。
其次是母系氏族公社观念的先入为主。在一些表现为传统所认为的母系氏族公社的特征出现后，就将其定位，进而在其他问题的分析上也难免以其为中心进行推测。譬如M152，墓主是一位七八岁的小孩，却没有按照一般夭折小孩瓮棺葬，而是位于成人墓区，而且有葬具，随葬精美丰厚，还随葬粟。这样不一般的墓葬在墓主的推断上由于受母系氏族公社的影响，就认为是一位女孩。而事实是成人前男女性别的人骨特征并不明显。这样一个不甚确定的结论也成为母系氏族社会中女性地位较高的一个表现。
再次是在研究中还有一些其他的细节问题，如在研究中复原、推断的研究比较多，这样在资料尚不丰富的情况就容易有所偏颇。
半坡遗址是新中国首次进行的史前遗址的主动发掘，可以说它在发掘和整理方面都汲取中国考古学之前工作的经验和成果并有所完善和发展，至今还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指导作用。以殷墟为代表的中国田野考古方法和以斗鸡台为代表的中国类型学整理方法一部分为半坡所使用和发展。而在世界范围内对聚落考古的关注与研究成果以及发掘者人类学知识背景，都使半坡理所当然地将工作定位在社会层面的探索。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半坡的发掘和整理存在有不少的失误和纰漏，这也值得我们重视并以之为鉴。同时，我们也该对这些经验和教训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客观的评价。
1、特殊背景下的特殊发掘
半坡遗址的是在建国初期特殊的背景下进行的，在发掘上也是首次运用了苏联大面积揭露的特殊方法，在资料的整理上是触及到社会层面的特殊研究，因此该发掘是特殊背景下的特殊发掘。
2、证史补史、重建古史目的的延续
1949年之前，马列著作及以摩尔根为代表的民族、人类学家对社会发展演变、史前社会的形态的研究已经介绍入中国。而考古学以重建古史为目的的发掘也为了解史前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些素材。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一书中，首次将中国历史提到史前时期。史前时代分旧石器、中石器、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有精致的磨光石器，畜牧业和农业代替狩猎经济，人们开始定居，在畜牧与农业生活中女子为中心的母系氏族社会也逐渐为父系氏族社会所替代。半坡遗址的发现与研究证明了这一观点，而且为人们了解新石器时代的经济、社会、生活状态提供了更详尽、更明了的讯息。
3、引发对“仰韶文化”全面研究的高潮
随着半坡遗址的发掘，对“仰韶文化”的研究进入一个全面研究的阶段。历史、民族、考古、古文字、建筑、农业、人类学家等都深入到这一领域。通过对当时少数民族的陶器技术、葬俗、住宅情况等的考察来提取复原原始社会人类生活的信息【8】；古人类学家通过对人骨的分析总结人种的信息【9】；动植物学家开始关注遗址当中的动物骨骼、植物信息来了解当时动物的驯养和植物栽培情况【10】；气候和环境学家关注当时的气候和环境；古文字学家针对半坡等遗址出土刻划符号对中国古代文字的起源进行研究；建筑学家对半坡等遗址居住房屋的复原；利用出土的彩陶纹饰来了解当时人们的审美和图腾等等，这些研究和讨论无疑都加深了我们对原始社会的了解，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方法和资料。可以说半坡遗址的发掘带动了一个对仰韶文化，也即原始社会研究的高潮，是当时候各相关学科研究的关注点。
4、影响深远的发掘
半坡遗址为我们展示了原始社会人类生活的场景，从而也掀起了一场对史前聚落的探寻。为了丰富资料，也便有了北首岭、姜寨等聚落遗址的发掘。
半坡遗址定位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之上，引发了考古界与历史学界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方面的讨论。史学界主要是在氏族社会的发展、原始社会的分期等问题上进行讨论，而考古学界则针对如何确定史前遗址的发展阶段存在争论，母系和父系社会、仰韶文化都成为当时的学术热点。
另外，半坡遗址所发展成的发掘方法，虽然在当时没有得到很好的沿用，但是进入90年代后，再次为考古工作者所使用，成为聚落遗址发掘比较理想的方法。
5、“镜子”性质的发掘
无论是汲取前人的经验，还是学习新的理念；无论是对遗址所在流域的调查，还是对遗址勘察的缺乏；无论是大面积揭露的发掘方法，还是整体把握概念的缺乏；无论是重视发掘的细节，还是忽略遗迹间的关联；无论是对遗迹的重视，还是对地层单位的忽略；无论是对资料的全面研究，还是对资料的不全面发表；无论是对遗物的详尽分类，还是分类的无序繁杂；无论是分期内容的增加，还是分期基础－地层的混乱；无论是对社会层面的探索，还是拘于母系氏族的推测；无论是对从田野考古复原一个遗址的探索，还是不能成行的现实，都是今后发掘工作的经验和借鉴。
正如之前所言，半坡遗址的发掘是在特殊背景之下的特殊发掘。也正如建国初期风起云涌的建设热潮一样，半坡的发掘同样承担了太多的热情，却缺乏一些更完善的规划和考量。单单从一个遗址的田野工作出发来复原一个社会就从现在看来也是不能达到的，在半坡之后试行了几个遗址的社会层面复原后，中国考古学又不得不复位于编年体系的建立。但是中国的考古学，甚或世界考古学都是在摸索和不断的碰壁当中成长起来的，半坡遗址的发掘是一个时间段内中国考古学发展的足迹，从它我们可以了解中国考古学的阶段性特点。对社会和意识层面的讨论是考古学研究的必然，半坡所做的探索虽然超前，但绝非多余。在不断的充实资料、熟练方法之后，考古学研究将理所当然地深入到对古代社会的分析当中。
该文在写作过程中，钱耀鹏老师给予了极大的指导和帮助，石兴邦先生也仔细地修改了文稿。特此致谢。
（本文作者，曹龙、杨岐黄。原文刊发于《西部考古》（第二辑），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编，三秦出版社，2007年12月。）
注释
【1】T.C.帕谢克《特黎波里居址的田野考查方法》，《考古通讯》1956年3期101~112页。
【2】石兴邦在《考古人手记（三）》中有详述。收于朱启新：《考古人手记》第三辑，生活：读收，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3】本图截取自原报告图八。
【4】本图引自原报告图六。
【5】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的发现—西安半坡》，《考古通讯》1955年3期7~16页。
【6】严文明：《半坡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
【7】本图截取自原报告图50。
【8】如李仰松：《云南省佤族制陶概况》，《考古通讯》1958年2期；李仰松：《佤族的葬俗对研究我国远古人类葬俗的一些启发》，《考古》1961年7期；宋兆麟：《云南永宁纳西族的葬俗－兼谈对仰韶文化葬俗的看法》，《考古》1964年4期；《云南永宁纳西族的住俗—兼谈仰韶文化大房子的用途》，《考古》1964年8期。
【9】如颜訚、吴新智、刘昌芝、顾玉珉：《西安半坡人骨的研究》，《考古》1960年9期；颜訚、刘昌芝、顾玉珉：《宝鸡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报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2卷1期，1960年；颜訚：《华县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考古》1962年2期。
【10】李惠林：《东南亚栽培植物之起源》，香港中文大学，1966年。李有恒、韩德芬：《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之兽类骨骼》，《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卷4期，1959年。
【11】竺可桢：《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地理学报》第30卷1期，1964年；《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
【12】老武：《关于西安半坡人面形彩陶花纹形象的商榷》，《考古通讯》1956年6期；石兴邦：《<关于西安半坡人面形彩陶花纹形象的商榷>读后》，《考古通讯》，1956年6期。
编辑：王 沛、赵海晨、杨 淼
审核：曹 龙
标签： 考古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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