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家岭文化

一、屈家岭文化的分布范围 

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屈家岭文化分布的主要中心地区是在汉水的中、下游、涢水流域、长江中游和汉水相交汇的这片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气候温和的江汉平原之上。当然，分布有屈家岭文化遗址的范围，则还要广阔得多，它几乎遍布于湖北省的全部，以及四川省的东部，河南省的西南部和湖南省的北部等地区，其影响所及，东南部已伸入江西省的西北部，西北部远到陕西省的南部，北部则已经抵达黄河的南岸，它所跨越的范围，纵横都在千里以上。目前，已经作过调查和发掘的屈家岭文化遗址，共计已有百处以上。

其中比较重要的遗址有湖北京山屈家岭、朱家咀②、黄岗螺蜘山③、武昌放鹰台④、汉阳陈子墩⑤、汉川乌龟山⑧、吴台⑦、湖庙台⑧、汪台⑨、孝感龙头岗⑩、黄陂程家墩⑪、安陆夏家寨⑫、余岗湾⑬、大台子⑭、八字坟⑮、云梦东好石桥⑯、斋神堡⑰、应城门板湾⑱、四龙河⑲、大悟吕王城⑳、土城、寨顶、沈家城、桥头墩、鄂城和尚山、沂春易家山、麻城岐事、郧县青龙泉、大寺、均县观音坪、天门石家河、邓家湾(下层)、土城(下层)、宜昌李家河、中堡岛(中层)、青鱼背、宜都红花套、枝江关庙山、当阳冯山、松滋桂花树、江陵龙王庙、襄阳三步二道桥、钟祥六合、随州西花园、冷皮址、房县羊鼻岭、河南浙川下王岗、黄栋树、下集、双河镇、李家庄、唐河寨茨岗、茅草寺函、南阳黄山、镇平赵湾、湖南澄县梦溪三元宫、安乡划城岗、华容长岗庙、车轱山等共60余处。 

二、屈家岭文化的渊源 

关于屈家岭文化的渊源问题，目前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屈家岭文化是从大溪文化发展来的，另外一种意见认为屈家岭文化是从仰韶文化发展来的。在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是迭压在大溪文化层之上的，例如松滋桂花树遗址的3、4层为屈家岭文化层，5至6层为大溪文化层。在汉水中游地区，如郧县大寺、青龙泉和河南浙川下王岗遗址，屈家岭文化层则是迭压在仰韶文化层之上的。那末，我们怎样来看待这种比较复杂的现象呢? 

我认为，构成作为屈家岭文化渊源的条件至少要有两条：第一，要这种文化在时间上早于屈家岭文化而两者又存在地层上的迭压关系。第二，在文化面貌、内涵方面要能看出这两种文化之间确实具有继续和发展的关系。先从仰韶文化说起，仰韶文化在时间上早于屈家岭文化，这从湖北郧县大寺、青龙泉、河南浙川下王岗等遗址的地层迭压关系上已经可以证明。但是，仰韶文化的主要分布范围是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而屈家岭文化的主要分布范围是在长江流域的南方地区，说明这两种文化的主要分布地区并不相同。其次，仰韶文化是以种植早地作物粟为农业主体经济的氏族部落，而屈家岭文化是以种植水田作物水稻为农业主体经济的氏族部落，这说明两种文化的主要农作物以及所反映出的生活习惯是不相同的。

可以设想，一个以种植水稻为主要农作物的氏族部落，是不会从一个以种植粟为主要农作物的氏族部落发展起来的。那末，出现在鄂西北和豫西南地区的这种屈家岭文化迭压在仰韶文化层之上的现象又作何种解释呢?我们认为，这只能视为是屈家岭文化的这支氏族部落势力逐渐壮大，它的分布范围有所扩大，不断地向北推进一直发展到原来仰韶文化分布的范围去了。再从大溪文化来看，在鄂西北地区和湘北地区都存在有屈家岭文化层迭压在大溪文化层之上的地层证据，例如，1974年春季发掘的宜都红花套遗址和同年年底及1975初年发掘的松滋桂花树遗址，1978一1980年先后经过四次发掘的枝江关庙山遗址，以及1979年发掘的湖南安乡划城岗遗址。还有湖北京山朱家咀遗址，因故未挖到底，据参加发掘者说，在屈家岭文化的早期之下，还有文化层，出土物主要是泥质厚胎红陶，很象是大溪文化的遗物。总之，在以上地区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的发展序列是很清楚的。

而且这两种文化的分布范围大致也是相重合的。其次，从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主要的农业经济来看，两者都种植水稻是相同的。例如，在大溪文化的早期，在陶器的陶胎中多以稻壳作为屏和料。在大溪文化晚期房基的红烧土中多拌有稻壳和稻杆等。同样在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在房基的红烧土中掺有大量的稻壳的现象即可证明。在墓葬中，两者都出现有屈肢葬的习俗也是相同的。我们再从遗物方面来看，在生产工具方面，两者都有圭形石凿，这是一种颇有形制特色的工具。

在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方面来看，

1、陶色，大溪文化的早期，红陶约占半数，到中晚期红陶逐渐减少，黑陶逐渐增加。屈家岭文化的早期黑陶的数量超过红陶，占半数左右，到屈家岭文化的晚期，黑陶逐渐减少，灰陶的数量增加。以上从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陶色的演变关系，我们可以看出两者有着密切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2、器类，〔1〕陶器中两者的圈足器都很发达。〔2〕作为大溪文化典型的器物之一的曲腹杯，在大溪文化遗址中如大溪、红花套、桂花树、毛家山等都有出土。这种曲腹杯，在屈家岭文化的早期遗址如屈家岭、朱家咀、放鹰台等也都有较多的发现。在大溪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曲腹杯是上腹长、下腹短，而在屈家岭文化早期遗址中出土的曲腹杯是上腹短、下腹长，这符合曲腹杯从早到晚形制发展的规律，说明曲腹杯这种器形从大溪文化到屈家岭文化之间是一脉相承下来的。〔3〕朱绘黑陶，在大溪文化的墓葬中曾出土很多在器表施加朱绘的黑陶，这种朱绘是在陶器烧成以后绘上去的，纹饰为弧形曲线构成的图案。在屈家岭文化早期的遗址中也有较多的朱绘黑陶出土，这种朱绘黑陶也是在陶器烧成以后绘上去的，纹饰图案也是用弧形曲线构成的。显然，屈家岭文化这种在黑陶上施加朱绘的技术是从大溪文化一脉相承下来的。〔4〕蓖点纹饰，从大溪文化开始到屈家岭文化晚期的陶纺轮和陶球上都施有蓖点纹组成的美丽图案，两者是相同的。 

总之，以上从两者的地层迭压关系，从当时的农作物经济主要都种植水稻，从葬俗方面来看，两者都有屈肢葬。从生产工具方面来看，两者都有圭形石凿，从生活用具陶器的肉色、器类、形制和纹饰等的演变规律方面来看，都可以说明，屈家岭文化是在在大溪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三、屈家岭文化的年代 

屈家岭文化根据地层的迭压关系，在时间上是晚于大溪文化的已如前所述。我们再从碳一14测定的年代数据来看，大溪文化碳一14测定一个标本的年代数据是公元前3825年。屈家岭文化晚期碳一14测定兰个标本的年代数据，分别是公元前2730、2695、2635年。屈家岭文化早期，虽然还没有经过碳一14标本测定年代数据，但是根据大溪文化晚期一个碳一14测定的年代数据，即红花套遗址的第五层一个标本的碳一14测定年代是公元前3300年左右，则屈家岭文化早期的年代当在公元前的3000年上下，比大溪文化的年代为晚。 

此外，庙底沟二期文化标本碳一14测定的年代是公元前2780年，也与屈家岭文化晚期的年代相近。同时，在豫中地区屈家岭文化是与仰韶文化的“大河村类型”的第三、四期共存的，说明两者的年代也是相近的。在豫西南地区，屈家岭文化是与仰韶文化的“王岗类型"的第三、四期共存的，说明两者的年代也是相近的。 

总之，无论是从地层的迭压关系和碳一14测定的年代数据，以及器物共存的关系等方面，无一不可以表明，屈家岭文化是晚于大溪文化的。屈家岭文化的年代大体上相当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大河村类型”第三、四期，以及豫西南仰韶文化的“下王岗类型”第三、四期，屈家岭文化的下限，则与河南龙山文化的早期，即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年代相接近。 

四、屈家岭文化的类型和分期 

屈家岭文化分布的地域广大，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差别，在文化面貌上也呈现出有一定的差异，即地区性的特色。因此，我们就有必要来划分出它的类型。我们认为，根据各地区文化面貌表现出的差异，屈家岭文化初步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类型。在江汉平原地区，以京山屈家岭遗址为代表，叫做“屈家岭类型’，在鄂西地区，以枝江关庙山遗址为代表，叫做“关庙山类型”。在湘北及洞庭湖地区，以安乡划城岗遗址为代表，叫做‘划城岗类型口。

下面我将屈家岭文化三个不同类型的一些情况叙述如下：

1、“屈家岭类型”，这个类型的分布范围，主要在江汉平原地区。“屈家岭类型”早期的生活用具，陶器的颜色以黑陶为主，灰陶次之，红陶极少。主要器形有薄胎黑陶带盖鼎、蛋壳黑陶杯罐盘、殊绘黑陶罐、圈足豆、圈足碗和圈底三足碗、平唇弧壁钵、三足盘和碟等。其中，硃绘黑陶具有代表性，彩陶多为厚胎，其中有的彩陶纹饰具有仰韶文化的作风，例如有一种彩陶，先在罐的口部涂以白色陶衣，再用褐色、黑色和灰红色绘出由圆点和弧线构成的美丽图案，这些图案与仰韶文化庙底沟遗址出土的十分相似。

生产工具方面，石器以磨制比较粗糙的大型柱状斧、镇为代表，陶器以大型黑和灰色的纺轮为代表。装饰品以陶环为代表，“屈家岭类型”晚期的生活用具，陶器的颜色以泥质灰陶为主，泥质和夹砂的红陶比早期增多，陶器的种类和数量也都比早期的有所增加。并出现了一些新的器形，如大型陶锅和缸等，还出现有蛋壳彩陶杯、碗和各式鼎、豆、碗、高圈足杯等。生产工具方面，石器以中、小型的斧为代表，并出土较多的链和小型加工工具如凿等。陶器以彩陶纺轮颇具特色。

2、“关庙山类型”，这个类型的分布范围，主要是鄂西地区。此类型的陶器，主要有蛋壳彩陶杯、彩陶纺轮、彩陶壶形器、盂形器、圈足杯、双腹碗、双腹豆、施蓖纹的高领雄、圈底罐、盂和鼎。其中蛋壳彩陶杯、彩陶壶形器、盂形器、圈足杯、双腹碗、双腹豆和彩陶纺轮，与京山屈家岭遗址晚二期出土的同类器相同。可见，“关庙山类型”屈家岭文化在时间上已属于屈家岭文化的晚期。这种屈家岭文化的晚期地层直接迭压在大溪文化层之上的现象，在鄂西地区很是普遍。“关庙山类型”屈家岭文化的另外一些陶器，又保存着大溪文化晚期的一些特色，如双腹豆、双腹碗、卷沿盆终。

3、“划城岗类型”，这个类型的分布范围，主要在湘北及洞庭湖地区。“划城岗类型”早期的生活用具，陶器的颜色以泥质黑陶为主，表面磨光，陶胎多呈深红色，泥质红陶占有一定的比例。主要器形有豆、笠形器、曲腹杯、薄胎杯、鼎、碗、罐、器盖、盆、钵等。还出现一些有特色的陶器如小口长颈壶、高领弦纹罐、直壁瓶等。鼎多园锥、扁锥足。圈足器的圈足和把大多数都较矮。晚期的生活用具，陶器以豆形器发达，少见双腹盆和鼎。出现一种少见的长颈折肩尊，不见彩陶纺轮和彩陶杯。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屈家岭文化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类型，这三个不同的类型之间，既有一定的共性，也有不同的个性(即地区特色)。其中“屈家岭类型”与“划城岗类型”之间，属于早期的阶段，陶器的陶质、器类和形制等方面的差别都比较明显。

“关庙山类型”中则缺乏屈家岭文化的早期，为什么在“关庙山类型”中会缺乏屈家岭文化早期的遗存呢?推测其原因有二：

1、屈家岭文化的分布中心范围是在江汉平原地区，出现的时间要早一些，文化面貌也显得繁荣、发达一些。鄂西属于屈家岭文化分布的边缘地区，出现的时间就要晚一些，文化面貌也显得不发达。

2、存在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之间如何划分界线的问题，有一种意见认为，鄂西地区大溪文化的所谓晚期，其实正是屈家岭文化的早期，我认为这种意见是值得注意的。到屈家岭文化的晚期，三个类型之间陶器的共性，已比早期大得多。同时仍保持有各自的地方特色，例如，在“屈家岭类型”中，出现一件形制奇特的四耳陶器和一件表面布满堆坟的长筒形陶器。在“关庙山类型”中，出现一件蓖纹高领罐和团底罐。在“划城岗类型”中出现：一种小口直颈壶和直壁瓶。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即地方特色)，这就是我们划分为不同类型的根据。当然，我们以上的这种划分类型的工作还只是初步的、探讨性的，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还有待于今后新的考古资料的更多发现。 

五、屈家岭文化的社会性质 

关于屈家岭文化的社会性质问题，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过去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不算很多。我们认为，屈家岭文化是介于大溪文化与湖北龙山文化之间的一种原始文化。它从大溪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又为湖北龙山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它承上启下，而本身又具有阶段性的鲜明特色。 

下面我们从屈家岭文化已经掌握的实物资料，分遗迹和遗物两个部分来对屈家岭文化的社会性质间题作些初步的探讨。

 (一)遗迹方面。屈家岭文化时期，人们居住的房子的地面上，多铺垫一厚层红烧土块或是用草拌泥填平，然后加火焙烧成烧土面，居位面上有的还涂抹一层极薄的石灰面，墙壁是用竹、木为骨架，再在两侧面涂抹厚层草拌泥作成的。在有的墙壁表面还抹有厚0.1一0.2厘米的细泥土，使墙壁的表面平整光滑。当时住房的习俗，往往将几间房子连接在一起，成为一大型的长方形房屋，最多的有29间。死人的墓地就在氏族、部落居住村落的旁边，埋葬的习俗有仰身直肢葬和屈肢葬，一般为单人葬。墓坑一般不明显，小孩用瓮棺作葬具，也有少数是和成人埋葬在一起的。

 (二)遗物方面，分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艺术品以及其它等四个方面来加以讨论。

1、生产工具方面，石器有农业生产用的大型石斧，穿孔石铲和凹腰或有肩石锄等。手工业生产用的小型石锌和石凿等，以及狩猎用的石链、石矛和石球等。

2、生活用具方面，主要是陶器，从早期开始普遍使用慢轮修整，制陶技术高超，造型美观大方，器体规整轻巧，善于将实用与美观有机地融合为一体，是这一时期制陶技术的一大鲜明特色。典型的器物有长颈扁圆、腹圈足壶、高圈足豆、直壁高圈足杯、弧壁矮圈足碗、盂形器、卷沿凹底盆、敞口薄壁杯、厚胎红陶锅和缸等。其中敞口薄壁杯应该是一种专用的酒器，说明当时已经知道用粮食来酿酒了。

3、装饰品与艺术品方面，装饰品有陶环和玉饰两种。艺术品有用手捏塑的羊、母鸡、长尾鸟、鱼、龟、狗和人头象等种，手法简练、造型逼真生动，栩栩如生。这些说明当时人们在辛勤劳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还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精神财富一一装饰艺术品，这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的实物见证，也是我国艺术史上一批珍贵的实物研究资料，如革命导师马克思所说的，“工艺揭示人类对待自然界的关系，揭示出人类观念底直接生产过程”。

4、其它方面，从屈家岭文化的一些遗址中的红烧土内，发现有大量的稻谷空壳的痕迹，说明当时人们不但已经知道人工种植水稻，而且农业生产已经相当发达了。此外，在京山屈家岭遗址中，发现一件带红色陶衣的陶祖，这是一种对父权崇拜的象征物，推测当时已经进入父系氏族制社会了。 

以上我们从遗迹和遗物两个方面，对屈家岭文化作了概括的叙述。屈家岭文化是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定居的氏族部落，农业相当发达，知道用粮食酿酒，推测当时已经进入父系氏族制的社会阶段了。 

我们通过以上对屈家岭文化的分布范围、屈家岭文化的渊源、屈家岭文化的年代、屈家岭文化的类型和分期、以及屈家岭文化的社会性质等五个方面的探讨，已经对屈家岭文化的面貌有了一个初步的全面的了解。屈家岭文化无疑是长期劳动、生息在长江和汉水相交汇的这片美丽的土地上的原始氏族部落所创造出来的，具有鲜明地区性特色的一种文化。屈家岭文化主要是从大溪文化发展来的，尔后又发展成为湖北龙山文化。这种大溪文化—屈家峪文化—湖北龙山文化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基本构成江汉地区丰富多彩的原始文化的内容。我们说屈家岭文化主要是从大溪文化发展来的，但并不否认它曾经受到过周围地区其它文化的影响。屈家岭文化曾经受到仰韶文化，特别是豫西南‘下王岗类型.晚期的一些影响。与此同时，屈家岭文化也较大地影响了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特别是豫西南地区的‘下王岗类型”的晚期文化。

注释：

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京山屈家岭》，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 ② 《湖北京山朱家咀新石器遗址第一次发掘》，载《考古》杂志1964年5期。 ③ 《湖北黄冈螺蛳山遗址探掘》，载《考古》杂志1962年7期。 ④ 《湖北省文物考古工作新收获》，载《文化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⑤ 《汉阳县发现陈子墩古文化遗址》，载《江汉考古》1980年1期。 ⑥ ⑦ ⑧ ⑨ ⑩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孝感地区博物馆编：《孝感地区文化普查资料汇编》。 (20) (21) (22) (23) (24) 《大悟县几处古遗址的调查》，载《江汉考古》1984年1期。 (25) 湖北省博物馆内部资料。 (26) 《湖北圻春易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杂志1960年5期。 (27) 《麻城岐亭镇发现古文化遗址》，见《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12期。 (28) (29) (30) 《1958年至1961年湖北郧县和均县发掘简报》，载《考古》杂志1961年10期。 (31) (32) (33) 湖北省博物馆内部资料。 (34) (35) (36) 湖北宜昌地区博物馆材料。 (37) 长办文物考古队发掘资料。 (38) 《湖北枝江关庙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杂志1981年4期；《湖北枝江关庙山遗址第二次发掘》，载《考古》杂志1983年1期。 (39) 《当阳冯山、杨木岗遗址试掘简报》，载《江汉考古》杂志1983年1期。 (40) 《湖北松滋桂花树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杂志1976年12期。 (41) 荆州博物馆1981年发掘资料。 (42) 《襄阳三步二道桥遗址调查》，载《江汉考古》杂志1984年2期。 (43) 荆州博物馆资料。 (44) 方殷：《随州西花园、庙台子遗址发掘简述》,载《江汉考古》杂志1984年3期。 (45) 湖北省博物馆资料。 (46) 《房县羊鼻岭遗址调查简报》，载《江汉考古》杂志1982年1期。 (47) 《河南浙川下王岗遗址的试掘》，载《文物》杂志1972年10期。 (48) 参阅夏乃：《C-14测定年代与中国考古学》,见《考古》杂志1977年4期。 (49) 《浙川下集附近发掘古遗址》，载《文物》杂志1960年1期。 (50) 《河南唐河寨茨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杂志1963年12期。 (51) 《河南唐河茅草寺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杂志1965年1期。 (52) 《河南镇平赵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载《考古》杂志1962年1期。 (53) 《澧县梦溪三元宫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学报》杂志1979年4期。 (54) 《安乡划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学报》1983年4期。 (55) 《华容县车轱山遗址试掘简讯》，载《江汉考古》杂志1984年1期

来：方酉生 京山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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